六年前凯文凯利这样描述他的元宇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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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9年,著名导演沃卓斯基在拍摄《黑客帝国》(Matrix)时,凯文·凯利的著作《失控》(Out of Control)曾被指定为全体演职人员必读的三本书之一。

电影《黑客帝国》情景

2015年11月6日,凯文·凯利的著作《必然》独家首发于罗辑思维。在该书中,他总结了自己几十年来对于科技的观察和分析,评说了当下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,为科技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极富前瞻性的视野和指导。

《必然》中有许多富有想象力和未来感的场景,本文选取其中比较“元宇宙”的片段,分享给大家:

在不久的将来,我的生活将会是这样一个场景:作为一名工程师,我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工程师一起在一个合作社里工作。

我们的合作社由1200名工程师——而非投资人或股东——集体所有和管理。我用我的工程师技能来赚钱。最近,我设计了一种新方法,可以改进用于电动车再生制动器的飞轮的效率。如果我的设计最终得以应用,我将会得到报酬。

 

实际上,无论我的设计在哪里被应用,即使是被复制后用于一辆完全不同的车或是其他目的,报酬仍会自动地流回到我这里。车子卖得越好,我的小额报酬就会积攒得越多。如果我的设计能够被病毒式传播,我将会非常高兴。它被共享得越多就越好。

摄影作品的模式也是如此。当我将一个照片贴在网上,我的个人信息就会被加密到图片里,这样网络就可以追踪这张照片。任何转帖这张照片的人都会从其账户里给我支付一笔极小额的报酬。无论照片被复制多少次,我该得的那份总会回到我这里。

相比上个世纪,现在制作一个教学影片已经变得相当简单了,因为你可以利用其他优秀的创作者已有的素材(图像、场景甚至是布局)来“装配”自己的作品。而这些素材的小额报酬都会自动流回到创作者那里。

我们以众包的方式生产电动车;但与几十年前不同,每一个为这辆车做出贡献的工程师,无论贡献大小,都会按照比例获得报酬。

我可以从数万个不同的合作社中选择我愿意参与的。(我们这一代并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一家公司打工。)这些合作社提供不同的回报比率,不同的回报方式,但最为重要的是,有不同类型的合作者。我将大量的时间贡献给我最喜欢的合作社,并不是因为他们支付的报酬更多,而是因为我特别享受与最棒的人一起工作的感觉——虽然我们从未在真实世界里见过。

有时想让你的工作成果被一个高质量的合作社接纳还是很困难的。你先前的成果——当然都可以在网络上追踪出来——必须真的很棒。他们偏爱那些长年为若干项目做出贡献的活跃人士,加上若干条自动付款流,这些都表明你在共享经济里有着较好的工作表现。

当不工作时,我会玩一个超大型的虚拟世界游戏。这里的世界完全由用户自己建造,并且也由用户控制。我花了6年的时间建设一个山顶上的村落——每一面石墙,每一个布满苔藓的房顶。被白雪覆盖的角落为我赢得了大量积分,但对我更为重要的是,将这个地方与我们制作的更为宏大的虚拟世界完美融合。

有多达3万个不同类型的(暴力的和非暴力的,策略类的和射击类的)游戏在这个世界平台上运行,并且互不干扰。这个世界的面积已经与月球一般大了。大约有2.5亿人参与了这个游戏,每个人都在照看这个庞大世界的某一小片区域,每个人都通过他们自己的联网芯片来处理这个世界的信息。

我的村落运行在我的智能房屋上。过去我曾因服务器公司破产而损失了我的工作成果,因而现在的我(就像数百万其他人一样)只在自己掌控的领地和芯片上工作。我们都将自己少量的CPU工作周期和存储单元贡献给这个共享的“伟大世界”;它实际上是一个通过屋顶的中继器连接而成的网状网络。我屋顶上有一个太阳能的迷你中继器,它可以与附近屋顶上的其他中继器进行通信,这样我们这些“伟大世界”的建造者就不会因一家公司的网络问题而受到影响。

我们集体运营这个网络,这是一个没有人拥有,或者是每个人都拥有的网络。我们的贡献不会被售卖;当我们在一个扩展的互联空间里玩游戏时,也无须“被营销”。

“伟大世界”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合作社,而且这是我们首次尝试星球尺度的管理。游戏世界里的政策和预算由电子投票决定,内容会进行逐字逐句地解读,并附以大量的解释、辅导甚至还有人工智能来促进这一过程。现在这2.5亿人都在想,为什么他们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来投票表决他们国家的预算。

人们在“伟大世界”里组建团队、合作社的目的居然是为了在现实世界里制造东西。我们发现用于协作的工具在虚拟空间里改进得更快。我正在参加一个黑客马拉松,其目标是通过协作设计和众筹的方式制造一艘往返火星的探测器,并实现首次从火星带回几块岩石到地球的任务。从地质学家到图形艺术家,几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。几乎每一个高科技合作社都会贡献自己的资源乃至人工,因为很早以前人们就认识到,最棒最新的工具就是通过这种大规模协作的模式发明的。

几十年来我们都在共享我们的产出——由我们的照片、视频短片和精挑细选的推文构成的信息流。大体而言,我们在共享的还都是我们的成就。直到最近10年我们才意识到,当我们将我们的失败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共享时,我们会学得更快,工作会做得更好。

所以在我工作过的合作社里,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保留并共享所有的邮件、所有的聊天记录、所有的报道、所有的中间版本以及所有的草图。整个历史都是开放的。我们共享的不仅是最终的成品,还包括整个过程。

对于我和其他想要做好工作的人来说,所有不成熟的想法、尝试过的死胡同以及跌倒和爬起都是有价值的。当把整个过程都开放后,你想自欺欺人都很难,你能更容易看到,什么是确实对的。甚至科学界也采纳了这种想法,要求科学家在实验失败时也要共享他们的负面结果。

我体会到,在协同工作中越早开始共享,成功和收获就会越早到来。我的生活一直处于联网状态。我共享的和别人共享给我的信息总量在不断增加——持续的小幅更新、少量改动的版本升级、微小的系统调试等,这种稳步前行的过程使我成长。共享几乎从不间断;即便是沉默也将被共享。

在他的另一本著作《技术想要什么》的最后,他用一种英国诗人“约翰·邓恩”式的布道写道:“没有一个人可以成就人的所有潜能,没有一项技术可以满足所有的承诺。这需要所有的生命、所有的心灵、所有的技术共同憧憬一个现实。这需要所有的TECHNIUM,包括我们自己,去探索一个可以给这个世界一个惊喜的发明。随着我们创造出更多的选择、更多的机会、更多的联系、更多的多样性、更多的统一、更多的思想、更多的美和更多的问题。所有这些加在一起,就是更多的更好、一个更值得永远玩下去的游戏。这就是技术的所求。”(完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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